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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多数的白领精英赞同设准入门槛

来自全国各地，如今在广州落户扎根的“新客家”，对限制外来人员同样有自己的考虑。昨日，针对信息时报关于“广州拟设立准入底线”的报道，不少在广州“新客家”的白领精英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同样对外来人员良莠不齐感到困扰，不赞成让外来人员无序涌入广州。

低素质外来人员困扰“新客家”

被劫时，就想把他们赶出广州

人物一：杜宇炀 原籍四川遂宁，广州某大型金融机构高管，已落户广州。

“应该说，任何一个在广州工作生活或者安心来广州工作生活的人员都希望这个城市好！撇开那些什么人文关怀、平等观念不谈，当你在公交车上惴惴不安地提防着别人，也被别人提防时，当你站在闹市都会被人抢劫金链、手袋时。感同身受的你也会希望这个城市能出台一些具体的规定，不要让那么多的人无秩序地涌进来。”在广州已工作了5年，目前已经是一家大型金融机构高管的杜宇炀小姐，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杜宇炀本人，是一个一口纯正普通话，原籍四川遂宁3年前方才入户广州的城市新移民，而且她的父母和一个姐姐一个哥哥，现在都还留在当地工作。她也是在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努力后才逐渐完成了由“外来人员”到本地户籍人员这一转变的。

“当时我所乘坐的出租车就停靠在了马路边上等红灯，歹徒突然就冲上来拉开了后座车门，掳走了我手中的手袋”说起之前的一次被抢经历，杜小姐仍是十分的惊悚，据其介绍，每天都要从番禺乘车去天河工作的她五年时间里已经被偷、抢了4次，至于在公交车上、天桥上目睹到的种种歹徒恶行，更是不下十次。每当这个时候，她都会考虑一个问题：这些在广州并不具备正当职业的人，为什么可以安然地呆在城市，继续为非作歹。在看到有关部门给政协委员提供的答复后，她就比较赞同上面的观点。

对设立门槛持保留意见

人物二：原籍湖南的贺先生，广州某大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已落户广州。

200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来到广州工作的贺先生，也是一名城市新移民。目前已经是广州市一家大型律师事物所的合伙人律师的他，虽然不赞同通过政府设限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对于那些危害城市治安和形象的一些低素质外来人员，也有着深恶痛绝的感受。而最令他感觉头痛的人群，就是那些严重影响交通，一遇红灯就拦车乞讨的乞讨一族，将这一类人群归结为低素质外来人员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几乎每天驾车经过天河立交、沙河立交、广州大道时都会看见他们的身影，只要一遇到红灯或塞车，就准能看见衣裳褴褛、污秽不堪的他们逐车逐车地进行乞讨。影响了正常的通行不说，还带来了一些交通隐患，尤其对于新上路的司机来说更是如此。”贺先生就亲身经历过一次因为规避拦路乞讨而引发的车辆刮擦，好在并未造成流血事件。

从理论上来说，法律确实因保证了这批人员的劳动权、迁徙权等基本权利而设立城市准入限制，但对于他们这种不遵守秩序的做法，却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处理方式，尤其在取消收容遣送以后，拦路乞讨的问题很突出。

正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有着很强的法律意识，贺先生对于设置准入门槛禁止低素质外来人员进入广州的提法持有保留意见。在目前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现实情况下，城市对于这些低素质外来人员只能采取管理加容忍的模式。

考虑设担保引进外来人员

人物三：梁玲 广州市某翻译公司主管，原籍四川，1999年来广州，一直从事翻译工作，如今已在广州买房落户。

梁玲刚来广州时，有一次出门坐公交车去天河城，有人试图偷梁玲包里的东西，被发现了。尽管没遭遇太多偷抢，但经常听朋友说、电视上报道、以及小区网上发布的帖子，梁玲感觉很担忧。

但对于“提高广州外来人口准入门槛”的问题，梁玲觉得可以理解，但似乎不太好操作，中国公民在国内想去哪就去哪，不好作限制。

广州作为一个开放的大都市，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有包容性，如果设立门槛，很多人没机会进来，这对广州的发展也不利，而作为已经发展起来的大城市，更加有责任为其他人提供更多机会，让有技能、能劳动的人，都有机会来广州实现自己的理想，来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起码的机会公平。

如果说设立一定的门槛，梁玲觉得这个“门槛”应该是一种引进方式，比如可以采用一种担保方式，外来人员进广州工作，应该提供一个当地的相关担保，能让广州对这个人有基本的了解，有什么情况也能及时跟他的老家联系，这样的话，来广州的外来人员就是知根知底的了，都在阳光下，而不会像隐形人一样，什么时候做个不法行为都不知道。这样政府要辛苦点，在管理方面要细微点，尤其是广州一些城乡结合部，应该尤其加强管理。

专家意见

初期可设门槛缓解城市压力

广州发展到今天，是不是应该像上海等城市那样，对外来人员减少些包容，多一些合理的限制把关？昨日，不少专家表示，虽然设立城市准入机制有违市场原则，但是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适当设立一些门槛、减少城市的包容性，对缓解城市建设压力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不过，从长远来看，城市要发展必将走向包容。

上海高消费成准入屏障

采访中，广州某高校专家介绍，以上海为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也有严格的准入制度。

人口问题曾是上海城市管理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近年来上海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仅到2004年上半年上海常住人口总量就已经达到了1742万，比上年净增31万。流动人口急剧增加，2004年就达到了536万，比上年净增37万。

为了限制外来人口的增长，减少城市压力，上海市在用工工种上对外来人员作出明确限制：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该市劳动力供需状况，不定时公布本市禁止使用外来人员的工种。目前这些工种体现在五个方面，1、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各类工勤人员；2、社会公益性的保洁、保绿、保养、保安人员；3、物业管理从业人员；4、各类商店营业员；5、机场、车站、码头清洁工。上海市劳动部门表示，如因特殊情况确需使用外来人员的，由区、县劳动部门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批准同意。

事实上，上海的城市准入机制的设立不仅仅表现在用工限制这样的行政干予措施上，上海人的“排外”思想，在吃、穿、住、行方面的高消费状况也成为限制外来人口进入的天然屏障。这些措施和与生俱来的城市特点，使得上海在城市管理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长期“排外”令城市孤立

那么上海的做法值不值和效仿呢？城市的包容究竟该不该是有原则？昨日，记者连线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唐兴霖教授，他指出，目前国家各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主要采取户籍限制管理模式，劳动用工限制及城市文化元素所引起的相关入城屏障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种部分城市实施对外来流动人员作适当限制的做法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情况。

上海的作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的特点，使得大量流动人口拥入该市，人口过于集中，对城市发展带来一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有关方面制定这样的政策并不为过，从某种效用上说，它是缓解城市压力的有效措施。

唐兴霖同时表示，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市的这种“有限包容”的做法必竟只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存在的现象，从长远来看，其做法是有悖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因为市场经济发展包括了资源流动、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三个方面，城市要发展就必须对人口进行有效流动，如果始终保持这种限制，会让人对这个城市有孤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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